我是东坡“脑残粉”！

　　去年8月31日，故宫博物院微信公众号推送了一篇文章《开了！来故宫文华殿，走近苏东坡！》，从那天起，似乎就有个声音一直在召唤我！

　　“来吧，来吧……”

　　直到去年10月中旬，才不管不顾，预订好故宫门票，预订好火车票，周五一下班就直奔火车站。10月的北京，清晨有些清冷，我顾不上去感受老舍笔下北平的秋天，也顾不上去吃一碗让梁实秋念念不忘的“豆汁儿”，一下火车就直奔故宫，一进故宫便直奔文华殿。

　　文华殿，位于故宫午门以东，与武英殿一东一西，一文一武遥相对应，在明清两朝都是举行经筵（给皇帝讲经论史）的地方。将东坡的书画展放在“文华殿”真是有一种说不出的美妙。

　　一进文华殿，入眼处便是“千古风流人物”几个大字。人很多，我紧紧随着人流缓慢移动，由此可见，喜爱东坡的人真不少。趁着前面的人没有移动，我在一尊德化窑白釉人物像前停留很久，仔细打量这尊小像，竟觉得无比亲切，尤其看到那微圆的肚子，就想到东坡的一个爱好——吃饱后喜欢“扪腹而行”。一次，他正摸着肚子慢慢散步，看见侍女们就问：“你们说我这肚子里装的都是什么？”一侍女说：“学士是满腹文章。”另一侍女说：“学士是满腹学识。”这时侍妾朝云路过，说：“我看，学士是一肚子的不合时宜。”东坡听了哈哈大笑，知我者，朝云也。

　　的确，东坡一生都是性情中人，也是“一肚子不合时宜”的人，所以才宦海沉浮，一生坎坷。就像他自己在《自题金山画像》中说“心似已灰之木，身如不系之舟。问汝平生功业，黄州惠州儋州。”

　　世人都说东坡是“无可救药”的乐天派。对老政敌王安石可以一笑泯恩仇，对朋友、学生能玩笑戏谑既“贫”又“损”。他能在一贬再贬的仕途里写出“竹杖芒鞋轻胜马，一蓑烟雨任平生”“人生如逆旅，我亦是行人”等充满哲理又抚慰人心的诗词，更能在贬谪之地开垦荒地，重建家园，以孩童似的天真捡起自然的馈赠——“猪肉”“荔枝”“羊蝎子”“生蚝”，硬是将“他乡”变成了“吾乡”。

　　但这样的乐观与顺命，又岂是与生俱来或是一开始就泰然接受的。就像林语堂在《苏东坡传》里所写：“蚂蚁爬上了一个磨盘，以为这块巨大的石头是稳如泰山的，哪知道又开始转动了。”谁说不是呢，东坡这只“蚂蚁”在北宋的政治漩涡中被卷到东又卷到西，除了骂上两句“塞上纵归他日马，城东不斗少年鸡”，又能怎样呢？

　　林语堂说：“苏东坡这个人，快乐时很难说不快乐，不快乐时也很难做快乐状。”这也是我们喜欢东坡的原因，他好像就是我们身边的某个人，喜怒哀乐，都有。

　　他写诗讽刺变法，在新党全面掌握政权，元祐党人纷纷退出政治舞台的背景下，这一腔孤勇好似堂吉诃德大战风车。但他也有害怕、慌乱的时候，在湖州知州任上，东坡得知自己即将被捕，在朝廷使者到达的前一刻他吓得想要躲起来，被通判劝住才作罢，但也六神无主到不知穿什么衣服见使者才合适。在被“押解”回京的路上，途经扬州，在渡江时他也曾有跳江自杀的念头。

　　世人说是黄州成就了东坡，这期间《定风波· 莫听穿林打叶声》《前后赤壁赋》等皆显示出东坡“超旷之胸襟”，殊不知他初到黄州时连看见一株西蜀海棠都能触景伤怀、同病相怜——“明朝酒醒还独来，雪落纷纷哪忍触”。他每天都昼伏夜出，不敢见人，只有“时见幽人独往来，飘渺孤鸿影”。

　　提起东坡的中秋词，大家都会想到《水调歌头·明月几时有》，如果这首词只是在理性的哲思与旷达中含着些许惆怅，那么另一首同样是在中秋节给弟弟子由的《西江月》就只剩悲凉、孤苦了——“世事一场大梦，人生几度秋凉。夜来风叶已鸣廊。看取眉头鬓上。酒贱常愁客少，月明多被云妨。中秋谁与共孤光。把盏凄然北望。”这样的东坡是少见的，但也是真实的。

　　有人说，世界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，那就是认清生活的真相后仍然爱他。我们之所以爱东坡，尤其在遇到难处时，总想读他，我想大概正是因为我们所遇到的困难，东坡都曾百倍千倍的经历过，我们所受的内心煎熬、无助、悲哀乃至绝望，东坡也都百倍千倍的承受过。但他没有被悲观打倒，反而沉淀出“万里归来颜愈少，笑时犹带岭梅香”的达观。这种在悲观中净化出的真正乐观就如暴风骤雨中海上的灯塔般，成为无数身处逆境的人们的航标和希望！